钱伟长

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9年，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

1940年1月，考取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改派至加拿大。去加拿大留学。8月钱伟长终于赶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主攻弹性力学，跟随导师辛吉研究板壳理论，用50天完成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60岁祝寿文集内。

1941年，提出了“板壳内禀理论”。

1941至1942年，研究雷达波导管内的电抗、和A．温斯坦（weinstein）合作研究固支受拉方板的振动，1942年获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博士学位。

1942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总工程师，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从事博士后科学研究。研究火箭弹道、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气象火箭、人造卫星轨道、气阻损失、降落伞运动、火箭飞行的稳定性、变扭率的扭转、超音速对称锥流等问题。并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被国际上公认该领域的奠基人。

1946年5月，钱伟长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

1946至1957年，研究圆薄板大挠度摄动解和奇异摄动解、润滑理论、压延加工、连续梁、扭转问题、建筑史、扁壳跳跃和方板大挠度。

1946至1948年，参加了反美扶日、反内战、反饥饿、反美援面粉等进步运动。

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

1950年，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常委、组织部部长。

1951年，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副秘书长，并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

1952年，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缅甸、印度。

1954年，提出了“圆薄板大挠度理论”（1956年获国家科学奖二等奖）。

1954年至1958年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6年，制定规划了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与钱学森等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同年当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

1957年，中国力学学会成立，任副理事长。当年1月发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反对苏联教育体制中的一些工作思路，提倡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在清华大学内引发三个月的大讨论，当年6月最终因为建议理工合校及参加民盟会议等原因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万能科学家，停止一切工作。

1958年1月15日，钱伟长在清华大学被正式宣布为“右派分子”，并定为极右分子（这是最严重的等级），除保留教授职务外，其余职务全部撤消，接受批判。后因毛泽东一句“钱伟长还可以当教授嘛”，使他免去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厄运，但是由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一年，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后下放至农村，但其间他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1957至1976年，从事飞机颤振、潜艇龙骨设计、化工管板设计、氧气顶吹的转炉炉盖设计、大型电机零件设计、高能电池、三角级数求和，以及变分原理中拉格朗日乘子法的研究。

1964年，他曾独立推得广义变分理论，投递给《力学学报》，但因当时他的身份问题而不予发表。

1968年至1971年，他在下放首都特钢厂“劳动改造”期间，担任炼钢车间的炉前工，帮助工厂设计制造了800吨水压机和2000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及其设备。

1972年，钱伟长由周恩来亲自点名，参加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

1977至1990年，从事环壳理论、广义变分原理、有限元、中文信息处理、薄极大挠度、管板、断裂力学、加筋壳、穿甲力学、三角级数求和等方面的研究。

1979年，中央撤销把钱伟长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

1980年，恢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当年5月，在重庆交通学院（现重庆交通大学）创办《应用数学与力学》杂志。

1981年，被任命为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

1982年，“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1979年完成）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82年，邓小平在中央组织部关于同意钱伟长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他的任命不受年龄限制。1983年1月19日，钱伟长到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1983年至2003年，历任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唻9垍8頭樤4年，他提出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简称“钱码”。同年任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所长。

1986年，在国家标准局组织的全国第一届汉字输入方案评测会上，在34种方案中，“钱码”被评为A类方案。“钱码”获得1985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在1987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银牌奖。

1988年，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1991年6月，钱伟长被聘为暨南大学名誉校长。1994年1月25日接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职务。

1994年5月17日，经上海市政府任命，钱伟长继任为上海大学校长。

1997年，被聘为南京大学校董会名誉董事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

2001年11月，受聘为江南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2006年，获多伦多大学杰出校友奖。

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同意钱伟长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他的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1983年1月19日，钱伟长到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上海市副市长杨恺、教卫办负责人舒文、市高教局副局长刘涌波等前来致贺，在校中层以上干部欢迎会上，杨恺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为加强工大的领导，派钱伟长教授任校长，这是党和政府对工大的关怀。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要很好发挥校长、专家的作用，让他们有职有权。钱伟长同志来后，要积极提出改革建议，要举办高级进修班，帮助教师更新知识，希望你们创出新路子。办好工大对促进上海生产发展关系很大，祝你们在新起点、新的道路上作出新贡献。”

钱伟长说：“听到学校教学稳定，科研有成果，看了学报，感到学校工作有成绩。当前知识发展很快，更新很快，学生要学会没有老师教也能获得知识的本事。不然知识就要老化，不能适应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的趋势。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未来干部、工程师，要让学生具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每个人都是在历史长河中的接力员，要把革命的火把传下去，就要培养人才；要懂得悠久的中国历史和宝贵的文化遗产，工程技术人员不能不懂文化，不懂经济，不懂经济效益；学生的知识面要宽一些，胆子大一些；学校要以科学的态度努力改革。我们要爱护青年人，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学生。把学生培养成有朝气、有正气、有责任感、有本领，为祖国四化服务的有用人才，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钱伟长就职后，于1月21日和全校师生员工见面，他精神矍铄，冒着严寒，不辞辛劳，深入各系、基础部、分校、图书馆等处进行调研，了解第一手材料。钱校长在调研过程中，对各部门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要求继续解放思想，立志改革，努力开创上海工业大学工作的新局面。

钱伟长呼吁上海的地方大学联合办学，创造条件，建设一所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综合性大学。他到上海后，多次会晤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江泽民和市委书记夏征农，对上海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地方大学在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可以不比那些部委重点大学做得差。但是，地方大学一定要联合起来，因为任何一所学校的力量都太弱。造成力量太弱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建校历史短，而是每所学校的学科设置都过于单一，专业服务面太窄。因此，要把几个学校的力量联合起来，促成学校间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1983年，他应邀访问了新成立的上海大学文学院，对该学院的系科设置和发展基础表示了很浓厚的兴趣。1986年，他又访问了上海科技大学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还邀请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校长来上海工大探讨联合办学的事情，在多方面取得共识。

钱伟长首先想把上海工大和上海科大合在一起，他希望两校的干部、教师能理解他的想法。1987年5月，他在上海工大教学工作会议上为此解释说：“合并的好处是有利于发展新学科，互相帮助。我们两个学校是一工一理，理工分家不好，我们总想通过发展理科来充实我们工科的基础教研室，而理科学校也想发展工科，因为他们需要和实际联系，这样我们两个学校就走到一起了。我们两个一并，在上海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如果两校各自独立，要把两个学校都办好，很困难，都是缺腿缺胳膊的。我们有个希望，争取我们成为上海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一个拳头，那么，我们两校的地位和素质就能进一步提高，贡献也将大大增加，使我们真正成为上海市所需要的学校。合并是正确的，是个大方向，让它走向综合性大学！”1988年，上海工大和上海科大共同组建成立了计算机学院。1991年重启两校合并事项，经协商，合并后的学校就叫“上海理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前身是华东工业大学，1996年才改名为上海理工大学）。1993年5月，上海市教卫办希望促成这所“上海理工大学”和原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联合办学；当年12月，教卫办把四校联合办学的方案提交市领导审议时，市领导断然决定这四所学校干脆实行“紧密型、化合型”合并。1994年1月，市教卫办主任王生洪向钱伟长和两校领导传达市领导意见，决定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和原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一起合并，校名就是上海大学，并以新上海大学的名义向国家教委申报“211工程”，钱伟长对此自然表示赞同。1994年4月25日，国家教委正式下文，批准四校合并建立上海大学；5月19日，上海市政府任命钱伟长为上海大学校长；5月27日，即上海解放纪念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会堂举行上海大学成立大会。钱伟长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实行合并，成立新的上海大学，也是我们四所学校的共同愿望。近年来，我们四校在各自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大多数还是单科性院校，学科门类不够齐全，如果继续走老路，势必陷入‘小而全’、‘低水平’的恶性循环。只有通过多校联合，实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才能加快发展，提高水平，使学校的各项工作都上一个新的台阶。”他在讲话中强调：上海大学的办学宗旨就是要为上海服务，办学思路就是要不断深化改革，办学目标就是要把上海大学办成和世界上其他以城市命名的著名大学一样，无愧于以“上海”命名。

当钱伟长来到上海工业大学的时候，这个学校已经两年没有校长，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上海大学早已是全国百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钱伟长后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当时汪道涵告诉他，他可不能辞职。这是终生教职。自从来到上海，钱伟长一直是一名义务校长，他在上海大学不拿工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健康的时候，钱伟长多居住在上海大学的乐乎楼招待所。没事的时候，秘书会推着他出来晒晒太阳，看见学生，他会很开心，遇有合影的要求，他会微笑着配合。在钱伟长最后的两年多时光里，他几乎都是在医院的病房内度过；意识清醒的时候，他会一个人在病房内摆上围棋，左手与右手对弈；有时，科学家出身的他也会用严谨的科学态度，要求医务工作者反复核对医学报告；偶尔，童心大起的他还会给陪伴在周围的医务人员起个外号。

钱穆的长兄钱挚一生在家乡从教。他有一位了不起的儿子，即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钱挚英年早逝，钱伟长由叔父钱穆教养成人。钱穆在台北去世后，台湾当局禁止钱伟长入境，钱伟长因此送了一副长长的挽联，表达对叔父的怀念和感恩之情：“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在清华期间，钱伟长邂逅了中文系的才女孔祥瑛。1935年，他们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得以相识相知。钱伟长于1939年到达昆明西南联大与孔祥瑛汇合，同年8月1日成婚。婚礼主婚人是钱伟长的导师吴有训，此后的61载岁月里，钱伟长夫妇相濡以沫。他们育有一子两女。

钱伟长从大学起，就坚持体育锻炼。在清华期间，已经是大学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1937年，入选中国国家足球队并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运动会。古稀之年的钱伟长以长跑作为锻炼形式。九十岁后，依然坚持每天步行三千步。

1939年，与孔祥瑛结婚。

2010年7月30日6时2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遗体于2010年8月7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火化。

他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开创了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力学专业；招收中国解放后的第一批力学研究生；出版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创建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与此同时开创了全国现代数学与力学系列学术会议，开创了理论力学的研究方向和非线性力学的学术方向。为中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

钱伟长长期从事力学研究，在板壳问题、广义变分原理、环壳解析解和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41年提出“板壳内禀理论”，其中非线性微分方程组被称为“钱伟长方程”。1954年提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获1956年国家科学奖二等奖。1979年完成的“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4年设计提出的“钱码”，获得1985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在1987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银牌奖。曾被授予波兰科学院院士，加拿大拉尔逊多科大学荣誉教授。1986年被选为加拿大多伦多赖尔逊学院院士。1988年获澳门东亚大学荣誉博士称号。1997年9月23日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共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包括《应用数学与力学论文集》等共约300余万字；还担任5种国际学术刊物的编委和一些国内学术刊物的顾问。曾创办《应用数学和力学》刊物，采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著有《变分法及有限元》《广义变分原理》《穿甲力学》，合著有《弹性力学》。

二战期间，当伦敦正在遭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这件事被转到著名科学家冯·卡门主持的喷气推进研究所。钱伟长正在研究所从事火箭、导弹的设计试制工作，他仔细研究过德国导弹的射程和射点后发现，德国的火箭多发自欧洲的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的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也仅如此。据此，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几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赞赏道：“美国青年真厉害。”可他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中国科学家钱伟长。

作为一名教育家，钱伟长提出了一套完整、丰富、系统、科学的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的突出贡献。他提出了“拆除四堵墙”的办学理念；坚持“三制”（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想；提倡和谐教育思想和美育思想。

在1949年至1956年的短短几年间，钱伟长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十二年科技规划”。

1990年后，钱伟长还担任暨南大学的名誉校长和校董会董事长，漳州职业大学、沙洲工学院的名誉校长，南京理工大学、江苏工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华侨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还任美国《应用数学进展》、《国际工程科学月刊》，荷兰《分析和设计工作中的有限元》，英国《薄壁构件》等杂志编委；乌克兰《应用力学》等杂志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副主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编审委员会委员；《辞海》副主编；重庆出版社《现代化探索丛书》主编；科学出版社《应用数学和力学丛书》主编。

1954年至1958年，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1975年，当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5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90年后，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钱伟长参与了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1980年又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学术期刊“应用数学和力学”，促进了力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学术交流。为中国的力学事业和中国力学学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科学分工做得很仔细，有什么工作他都做。（钱学森评）

钱老先生对力学贡献很大，他是力学奠基者之一，他对后辈非常关心，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都很关心，作为上海大学校长，很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很重视基础科学。（谷超豪评）

钱伟长老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育者，虽然这么大年纪，但还一心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探索。上海大学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一个典范。（饶子和评）

在为人方面，他用谦逊的态度为后辈树立了非常良好的楷模。（吴树青评）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2010年感动中国颁奖词）

钱伟长校长的去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他不仅仅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在世界上同样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他用谦逊的态度为后辈树立了非常良好的一个楷模。——吴树青（原北大校长）